洪烛《名城记忆》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宋美龄与史迪威

【蒋介石不仅把官邸盖在了东郊(即美龄宫)，而且希望自己死后也能继续沾孙中山的光。他在离中山陵不远的地方也预选了墓地。只是，南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拒绝的态度。战败的蒋介石撤离南京时，特意让飞机在中山陵的上空绕了两圈才飞走。然而他再也飞不回来了，最终死在了孤岛上。他可能想不到，当飞机在兜圈子时，实际上已给这场短促的金陵春梦画上了句号。】

 金陵春梦

    洪烛

 我上中学时(上世纪80年代初)，许多成年人悄悄传看着香港作家唐人写的《金陵春梦》，厚厚的四卷本。不知这书当时是否算内部发行，反正人们互相借阅时都有点小心翼翼的。仅仅一瞥，我就记住了这不同凡响的书名。

 乘父亲出差的机会，我把这书从抽屉里偷出来翻了一夜，才明白大家显得很谨慎的原因。这堪称是蒋介石的别传，详细描写了蒋家王朝的浮华与衰落，而蒋家王朝的浮华与衰落，是跟南京这座城市分不开的。真像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春梦啊。那天晚上我的手有点抖。要知道，从小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我蒋介石是独夫民贼，千夫所指的。我在浏览他的发家史与败家史。

 第二天早晨我赶紧又偷偷地把这部晦暗之书塞回抽屉里了。生活又恢复了原样的平静。

 这书名之所以吸引我恐怕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南京人，当然很关心在自己的故乡发生过的一切人与事。我当时似乎还稍微有点尴尬：蒋家王朝曾定都南京，这绝对算不上什么值得炫耀的历史。而这种尴尬，估计我的故乡至少已体会了数十年。城市的尴尬不见得会比人的尴尬逊色，而南京确实就是一座在现实面前常常不无尴尬甚至无限尴尬的城市，因为它曾经做过无数的春梦。与固若金汤的城市相比，所有的春梦都是吹弹得破的，简直不堪一击。

 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了，书店里反而再也找不到《金陵春梦》的踪迹。不知它为什么没有再版：是因为作者已辞世，还是因为这类书已没有多大的市场?在现状中操劳与忙碌的人们．已无心回眸往事，历史在他们心目中，确实变得像梦境一样虚无缥缈。这一代年轻人，普遍都没听说过《金陵春梦》这部书，更不知唐人是谁。而我，读唐人确实比读金庸、读梁羽生还要早。

 我觉得《金陵春梦》本身，也相当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个小小侧影，一部国共两党之争的《书剑恩仇录》。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攻克南京(当时俗称为“蒋家王朝的老巢”)，把红旗插上国民党的总统府，这个梦如同瓷器一样打破了。南京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

 然而，前朝的影子会在城市的景物中多多少少遗留下来，作为一场春梦潜在的证据。蒋介石呆过的伪总统府(又是太平天国时期天王府的遗址)并没有夷为平地，东郊的美龄宫也保留着，老百姓咂着舌头传说当年“第一夫人”在里面用牛奶洗澡(又一个贵妃出浴的故事)。可惜我不曾亲眼见到那奢侈的浴缸。但已经完全可以把它当作20世纪的华清池来想像了。

 溃退台湾之后，蒋介石还有勇气怀念南京吗?那注定已是他一生的滑铁卢。同样，在宋美龄的记忆中，南京或许有那么点马嵬坡的意味。

 金陵王气虽然自古以来就令人艳羡，但金陵春梦也是很捉弄人的。

 南京的行道树以法国梧桐为主，都是民国定都南京时特意栽种的，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尤其是出中山门至中山陵的那一长段林荫道，梧桐的表情似乎也更为肃穆、庄严，不亚于人类的仪仗队。

 中山陵灵堂顶部原绘有国民党党徽，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用仇恨的颜料涂抹了，现在总算又恢复了。

 市中心的新街口，又重新树立起孙中山的铜像，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老人，彻夜伫立在南京的街头。仿佛在提醒人们：20世纪上半叶的南京，不仅有过一个蒋介石，更有过一个孙中山。南京的自尊心终于稍微得到了一些平衡。或者说，这毕竟使它作为城市的尴尬有所淡化。

 我至今也未忘掉《金陵春梦》这个书名，因为它很吻合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乃至宿命。它的梦太多了。包括许多古色古香的梦，莫愁女、桃花扇、台城柳呀什么的。

 南京自古以来有过许多称谓：秣陵、建康、建邺、江宁、白下(或白门)乃至石头城什么的。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把它叫做金陵，显得非常雍容华贵。

 在我读到唐人写的《金陵春梦》不久，在南京就有一幢数十层的五星级酒店(算是当时的全国最高建筑)拔地而起，叫做金陵饭店。这名字起得好啊，有点怀旧的味道。估计以后的生意也会很不错的。那时的南京人，从没见过这么高的大楼，一律仰着脖子向上看，数它的窗户、它的灯火，真像一幢梦的建筑啊。于是，他们不仅为拥有玄武湖、明故宫、中山陵、长江大桥而骄傲，也为拥有中国最高的金陵饭店而骄傲。当然，这种如同遇见海市蜃楼的好奇心理，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

 南京最早在战国时代叫做金陵的，属于楚国的一座城池。直到三国时才被孙权改名为石头城，并在此修筑宫殿。孙权最终死在了南京。东郊的梅花山，据说就是孙权墓。

 不知是否与最初以金陵为名有关，南京的古墓名陵颇多。在这方面它一点不亚于北京。

 北京虽然有明十三陵，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还安葬在南京，即梅花山麓的明孝陵。明太祖选墓址时看见了孙权墓，一点也不忌讳，笑言：“孙权也是一条好汉，我就跟他做邻居吧。”潜意识里，他却指望这位古老的英雄做自己亡灵的卫士。

 又隔了好多年，有个叫汪精卫的大汉奸也看中了梅花山，定为葬身之地，为防后人破坏，还特意遗嘱用钢筋水泥浇铸坟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是派工兵把这位卖国贼的墓用炸药轰开了，掘尸暴晒，以惩其罪恶。遗址前今立有汪精卫及其妻陈璧君屈膝下跪之石像，令人联想到西湖岳将军坟前秦桧夫妇长跪谢罪的雕塑。

 南郊有南唐二陵，其中一位就是会填词的南唐中主李璟。

 还有雨花台烈士陵园，这传说中花落如雨的山丘上也曾经血流成河。我读小学时，每年清明节老师都会带领学生们去雨花台给革命烈士扫墓。我就是在这座有众多烈士牺牲的昔日刑场上，宣誓加入少先队并且系上红领巾的。那时候在雨花台可以很容易地挖出一些色彩斑斓的雨花石。不知现在是否已快被外地旅游者挖光了?

 但风水最好的地方还是在东郊，孙权、朱元璋真是好眼光啊。英雄所见略同，孙中山去紫金山打猎时，也对这块宝地产生了灵魂的归属感。后来，中山陵的建立，也是为了尊重这位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的愿望，同时隆重地纪念他的功绩。依山而立的中山陵，顿时使孙权墓与明孝陵相形见绌了。

 离中山陵不远的灵谷寺，有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一座刻有部分阵亡者名单的无量殿，当地人又称之为无梁殿，因为未用一根梁柱而纯粹用石块搭建的。

 而我小时候常爬的九层塔，因为又叫灵谷塔，我一直以为是属于灵谷寺的佛塔呢，后来听叶兆言说，才知道那也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的纪念塔，年代并不久远。这一群死去的士兵，仿佛仍然在拱卫着孙中山地下的亡灵。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不仅把官邸盖在了东郊(即美龄宫)，而且希望自己死后也能继续沾孙中山的光。他在离中山陵不远的地方也预选了墓地。只是，南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拒绝的态度。战败的蒋介石撤离南京时，特意让飞机在中山陵的上空绕了两圈才飞走。然而他再也飞不回来了，最终死在了孤岛上。他可能想不到，当飞机在兜圈子时，实际上已给这场短促的金陵春梦画上了句号。

 有了这么多与墓葬有关的故事，金陵这个古称仿佛也别有含义。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就像是一个守陵人，历史的守陵人。它仿佛永远在默默咀嚼着酸甜苦辣的往事。咀嚼也是一种思考、一种辨识：哪是梦，哪是真?哪些是卑微，哪些是崇高?哪些速朽．哪些永恒?

 还有一种陵墓是无形的，但在记忆中也是最惨烈的。1937年12月，侵华的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城变成了一座流血的坟场。那是人类历史上黑色的一页，也是南京做过的最大的一个噩梦。不管南京怎么发展怎么辉煌，它都不会抛弃那些悲怆的身影，它永远都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那35万遇难者守陵。

 从那时起，南京就真正进入了悲剧性城市的行列，一座活着的庞贝城，人类灾难的活化石。从南京压抑的性格里，我听出了它的愤怒、它的悲伤和它的叹息。这其实是永恒的警示。

 假如南京放弃了这种守陵人的身份，假如南京失去了记忆，那将是一件更为悲哀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就分外理解并且同情这座压抑的城市，这座饱受梦境折磨、又一次次被惊醒的大汗淋漓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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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诗人当自强

2017年04月13日08:00 来源：中国诗歌网 洪烛 花语 

洪烛：我们谈起诗的标准。诗要么是无标准的，要么有无数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诗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无法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有各自的标准，才可能有独创性。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说，还用去到处找标准吗？新诗的标准就在它的名字里写着。

编者按：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诗歌在一定层面已经进入了当下精神生活的核心；同时，中国诗歌网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也让越来越多的实力诗人渗透到了中国诗歌网的各大板块！正值中国新诗走过百年之际，为了展示中国实力诗人的气质和风彩，我们有了这次独家策划，对中国实力诗人进行系列访谈！ 

诗人洪烛：原名王军，1967年生于南京，1985年保送武汉大学，现任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分社总监。出有诗集《南方音乐》《你是一张旧照片》《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仓央嘉措情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眉批天空》《浪漫的骑士》等四十多部。获中国散文学会冰心散文奖、中国诗歌学会徐志摩诗歌奖、老舍文学奖散文奖、 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及《中国青年》《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诗歌奖项。

访谈

1、花语：近10年，您创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陆游与唐婉》、《仓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长诗。其中，《仓央嘉措心史》创造了个人诗集畅销的业绩：东方出版社第一版6千册很快售罄，不到半年就三次印刷，这对于一部10000行的长诗来说，成绩出色，且诗坛鲜有。请您谈一下这部长诗的创作历程！

洪烛：2012年夏天我参加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西藏采风，坐在拉萨的“玛吉阿米”，有了写长诗《仓央嘉措心史》的冲动，我忘我地投入进去了。写长诗或诗剧如同演古希腊悲剧，诗人需“入戏”，作者动心动情，读者才动容。我对西藏的历史乃至仓央嘉措的生平也不敢说多懂。但有好奇心，还有敬畏感，更想脱离现实，从审美角度解构它。所写《仓央嘉措心史》及续集《仓央嘉措情史》，由东方出版社推出，连续加印。根据这两部书编排并搬上舞台的朗诵诗剧《仓央嘉措心史》，在深圳音乐厅演出。在首届中国（佛山）长诗节获得首届中国（佛山）长诗奖，又在2016新年诵读会暨首届“中国诵读艺术家”颁奖盛典获得2015年度中国诵读文学贡献奖。东方出版社推荐语写得好：“《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我写诗剧《仓央嘉措心史》属于换位思考换位歌唱，需要进入角色。长诗要有戏剧性，诗剧要有舞台感，才能立体化。长诗需要有时空背景才有纵深感，才能突破“平面抒情”。长诗或诗剧比短诗更需要时代背景或文化背景，才成立。短诗是冲刺的激情，长诗或诗剧是激情的马拉松。写长诗或诗剧，比写长篇小说更投入感情：需要激情不熄火。诗剧比歌剧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我不敢想像当代人还能写出史诗，这是恐龙一样的诗歌古生物。但当代诗人有必要向史诗致敬。仓央嘉措的情歌不是史诗，可他本人太像史诗里的人物，他的情歌也像史诗的画外音。我喜欢用想像虚构那段岁月。在那虚拟的史诗里，有一个悲剧王子，有一个诗歌活佛，有一个大众情人。也许他跟真实历史里的仓央嘉措有所区别，甚至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我希望他们至少有某种神似。

2、花语：您是80年代，绝无仅有，因诗好并发表大量组诗被保送进武汉大学的诗人，这段志得意满的“皇冠加冕”，到底是怎样一段趣事？

洪烛：80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园中学读书时，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歌少年，甚至上课时都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诗。回家后用方格稿纸仔细誊抄了，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投寄各种报刊。我永远忘不掉把诗稿塞进邮筒时激动而又不无紧张的心情，就像给暗恋的姑娘寄求爱信似的。然而连续不断寄出的“情书”，总是附着编辑的审读意见或铅印的退稿单又飞了回来。我仿佛失恋一样忧伤，但第二天就恢复过来了，准备下一轮的“情感攻势”……说实话，我这辈子还不曾对哪位女孩如此狂热且执著呢。我哪是在投稿啊，分明在向缪斯求爱，她是我人生中最美的女神。给人的印象:我跟自己精神恋爱的对象书信来往颇为频繁……我的诗稿，《星星》《鸭绿江》《当代诗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报刊，都发表了，还获得《文学报》等十几项全国性征文奖。《春笋报》《语文报》等还刊登了对我的专访。我也就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校园诗人，1985年，我面临高中毕业，由于偏执于文学，数理化成绩一塌糊涂，连高考预考都未通过，只好准备做个”待业青年”。但自己仍想像高尔基那样到社会(“我的大学”)上继续实现文学之梦。有个中学同学的哥哥是开照相馆的，我甚至准备毕业后去那儿当临时工……幸好南京梅园中学觉得我给母校争得些荣誉，从报纸上看到武大校长刘道玉是教育改革家的报道，想出了一招:把我发表的作品及获奖证书复印许多份，向武大等全国二十多所大学寄发了推荐函。时任武大校长的刘道玉读到南京梅园中学推荐信和我获奖的诗歌，特意派一位负责招生的老师来南京，领我坐长江上的客轮去武汉面试。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在珞珈山上，几位中文系老教授问了我一些文学问题，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对答如流。他们让我就前来武汉面试的感受当场写诗，我联想到坐在江轮上看的风景，一气呵成一首《长江拐弯处》，暗喻长江拐弯处也正是我人生拐弯处。老教授传阅后大加赞赏。我想王勃当众写《滕王阁序》语惊四座时也这么兴奋吧？只是由于武汉大学还要向教育部汇报并提出特招申请，没法当场拍板。我回南京后，华东师大也来电话了，让我去上海参加面试。后来，这两所大学几乎同时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华东师大还表示可以额外给我校五个优先录取的名额。母校让我选择。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后不准备当教师，更想当作家，如果选择武大，毕业分配去文化单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我文学创作道路更有利。南京梅园中学其实挺希望我选华东师大，那毕竟能给母校增加五个升学指标，但觉得我说的不无道理，因而尊重了我的选择。

3、花语：我觉着诗歌于您，就是赵子龙胯下那匹赤兔胭脂马，它带着您在打胜仗，且一往无前，您怎么看待诗歌带给您的幸运，又怎样看待80年代的“诗歌黄金季”？

洪烛：对于我而言，缪斯不仅是诗神，更是我的命运女神，她带给我好运气!我作为免试保送生，没参加高考就跨进名牌大学门槛。后来又为诗歌理想，目标明确，直奔北京，在中国文联系统找到了工作。诗歌带给我幸运，因为我信。 诗是什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诗的意义，它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使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一旦你成为诗的怀疑论者，它就什么都不是。在你放弃它同时它也放弃了你。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文学创作非常繁荣，有一个良好氛围，那是因为重视并弘扬文学精神。八十年代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校园文学功不可没。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良好氛围又在复苏。我这个当年的文学新兵就是通过校园文学迈进文学队伍的。我到现在写作了二三十年，仍然不愿退伍，仍然是一个老兵。到现在还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是因为在当新兵的时候，武大的文学精神给了我这样一个信念：如果热爱文学，就应该做文学的战士，永远要写下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我觉得，大学里的文学精神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使人在青少年的时候，产生一种理想、一种精神上的追求，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许是需要你付出的，但在一定的时候它会回报你的，让你享受到你的这种付出开出的花朵和结出的果实。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来说明，大学里的文学精神确实能够影响很多人，对很多人的人生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也非常高兴看见文学精神在新世纪大学校园里的回归。因为我希望它能够对今天的孩子、未来的孩子产生更多这样那样的促进作用。

4、花语：武汉有两座诗人雕像，闻一多和屈原，分立于武大和东湖，请描述一下武汉大学的雕像趣事和您的雕像情结！

洪烛：我中学时候因为写诗，发现叫王军的同名同姓的特别多，写诗发表作品很容易跟别人重名。那时候我比较喜欢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所以就用“洪烛”作为自己的笔名，把红色的红改成洪水的洪，使它更像一个姓名。当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重名。而这个笔名也好像命运安排。因写诗没有高考直接进入武大后，中文系组织参观武大的老建筑，来到樱园，看见有一个名人雕塑。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武汉大学以前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我觉得冥冥之中也是诗人闻一多保佑我，因为我用他的那本诗集做了笔名。我们不再叫闻一多老诗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长。整个大学时代，老院长都叼着那支著名的烟斗，坐在山坡上看我们这班后生们写诗。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吧：武大是一所为诗人树立有塑像的学校。偌大的武汉，也只有两位诗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着。另一个是东湖公园里的屈原石像。第三尊塑像会留给谁呢？我可要加把劲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许不只我一人。那个时代的诗人都有类似的雄心壮志，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在闻一多铜像前宣誓成为诗人的，譬如李少君（现任《诗刊》副主编）、陈勇，譬如低年级的邱华栋（现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我们都是浪淘石文学社的。类似的社团，仅武大就有十来个，各自招兵买马，举办朗诵会，油印诗刊，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常去的桂园咖啡馆里，有售已毕业的校友王家新的诗集——其时王家新在《诗刊》，我们便觉得北京的《诗刊》跟武大有缘，谈论王家新像谈论一个发达了的亲戚。这种亲近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我的雕像情结，诞生于写诗之初。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时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诗不无他的影响。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铜像，曾令远方的我激动不已。我热爱（甚至有点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诗人。他战胜了时间！这比战胜沙皇要难得多。那时我刚刚写诗，还是不谙世故的少年，却有了这样的梦想：但愿一百年后，我也会被塑成同样大小的铜像，立于故乡南京的新街口……我愿意用血肉换取一块尚未冶炼出来的青铜。或许，那才是我来世的骨头。我2005年在长篇诗论《我的诗经》里写道：“我今年38岁，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个年龄。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双重使命：不仅为自己，还要接替另一个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没来得及写的诗全部写出来。包括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或完成的爱。我正在把虚拟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辈子变成现实。这也是我的下半辈子：与另一个活着的死者同在。”